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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赏析三则

[移动版] 作者:佚名

双城记赏析一:

《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早在创作《双城记》之前很久,狄更斯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注,反复研读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著作。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浓厚兴趣发端于对当时英国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担忧。1854年底,他说:“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在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有危险,由于千百种原因——如收成不好、贵族阶级的专横与无能把已经紧张的局面最后一次加紧、海外战争的失利、国内偶发事件等等——变成那次从未见过的一场可怕的大火。”可见,《双城记》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动机在于借古讽今,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借鉴,给英国统治阶级敲响警钟;同时,通过对革命恐怖的极端描写,也对心怀愤懑、希图以暴力对抗暴政的人民群众提出警告,幻想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英国现状寻找一条出路。
从这个目的出发,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深深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深切地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作品尖锐地指出,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在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迫于生计,必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是正义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人民攻击巴士底狱等壮观场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然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即反对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对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在狄更斯笔下,整个革命被描写成一场毁灭一切的巨大灾难,它无情地惩罚罪恶的贵族阶级,也盲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

这部小说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得伐石夫妇等革命群众。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例如得伐石的妻子狄安娜,她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作者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很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但当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就笔锋一转,把她贬斥为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尤其是当她到医生住所搜捕路茜和小路茜时,更被表现为嗜血成性的狂人。最后,作者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作者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梅尼特父女、代尔纳、劳雷和卡尔登等。梅尼特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代尔纳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大彻大悟,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互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路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这显然是作者设想的一条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是不切实际的。

《双城记》有其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梅尼特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索,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作者采取倒叙、插叙、伏笔、铺垫等手法,使小说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曲折紧张而富有戏剧性,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技巧。《双城记》风格肃穆、沉郁,充满忧愤,但缺少早期作品的幽默。(徐人望)

《双城记》赏析二

《双城记》指的就是巴黎和伦敦,一座以浪漫扬名而且爆发了一场大革命的城市,另一座以绅士为风度而雾气重重的城市。狄更斯经过仔细的观察,认识到雾气弥漫的伦敦蕴藏着阴霾深厚的社会危机,跟18世纪末大革命前的法国非常相似,他试图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呼吁社会,发出警告,所以《双城记》是一部殷鉴式作品。

《双城记》情节虽然复杂,但布局十分精当,小说三条线索的结构非常严谨:1、马奈特医生惨遭冤狱和他的女儿偏偏同仇家的后代查理·达尔奈产生爱情的故事。2、作恶多端的贵族侯爵兄弟和他们的侄子背叛家族的故事。3、农民家庭惨遭迫害家破人亡和他们的后代苔瑞丝复仇的故事。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复活”,写蒙冤十八年,马奈特医生精神失常被接出巴士底监狱。第二部“金钱”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描述了医生与他女儿的生活。第三部“暴风雨的踪迹”写了革命后残酷的阶级斗争,描绘了苔瑞丝的复仇欲望和复仇行动。三条线索三组悖论,它是生活的悖论在文学作品中的显现。

由此可见,《双城记》网状的结构,复杂的情节并不紊乱,相反作者严密而简练地叙述了1757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马奈特医生在散步时被侯爵兄弟强行带回府中,为两个病人看病,医生马上发现病人其实是伤员。一个是年轻的农妇,一个是农妇的弟弟,他们是侯爵的佃户,侯爵之弟为了霸占美丽的农妇,将其丈夫折磨致死,弟弟赶来复仇又被刺成重伤。两位伤者救治无效相继死去,马奈特医生写信向朝廷举报这项罪行,不料信件落到侯爵兄弟手中,医生被投入巴士底监狱,医生的妻子因丈夫失踪忧伤而死,留下幼女路希。马奈特在入狱后十年写下揭露真相的控诉信藏在烟道里,继而精神失常。法国大革命时,农妇的妹妹苔瑞丝无意间得到了这封信,知道了一切真相,决定要复仇。许多年过去了,路希爱上了法国青年查理·达尔奈,不料他正是罪恶侯爵的侄子。查理为了爱情,放弃了头衔和特权,到英国当了一名自食其力的教师。但是革命还是因为他的血统而向他清算,尽管有知情人证明他无罪,证明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但他还是以贵族后代的罪名被判死刑!小说出人意料的描写了医生家的朋友,美国律师卡尔登长期暗恋着路希,现在他决定为所爱的人牺牲自己,他利用酷似查理的条件,顶替查理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行刑的马车轰隆隆地开赴刑场,好像在问:爱是索取还是奉献?也许,卡尔登自己都无法回答,这也是个悖论。

《双城记》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作者不完全拘泥于冷静客观的描写而是充满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激情和充满悖论的哲学。

首先,《双城记》中狄更斯大为赞赏的马奈特医生的遭遇就是一个悖论,马奈特是一个正直高尚的医生,因为拒绝侯爵的黄金利诱,冒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而被活埋了18年,最后他疯了。“好人没好报”在今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道理,而在当时就是悖论。同样贵族出身的查理毅然决然地背叛了自己的家族,这本身已经是个悖论,更深入的是革命阶级无视查理放弃财产和特权的行为,果断地判决他死刑,自新的查理未能见容于革命,也是一份苦涩的悖论。尤其是苔瑞丝夫妇,她(他)们根红苗正,真正的佃农,亲人被迫害致死,也算是苦大仇深了,可在狄更斯笔下,她(他)们成了极端激烈的复仇者,甚至变成了可怕的凶神恶煞,一个嗜血怪物,她可以毫不手软地割下一颗颗人头!她每一次出现都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森的气息。善与恶的相悖,如此纠结,表现得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其实,生活的悖论时时在我们身边,过去有,现在也有,比比皆是。大家看当下,我们谋生手段越来越多,但对生活的真谛的了解越来越少;聚敛的财富多了,自我价值少了;证书多了,知识少了,知识多了,能力小了。道路宽了,眼光窄了,收入高了,品格低了,信息密了,交流疏了,闲暇多了,情趣少了,药物多了,健康少了。名利高踞,人情淡薄,装修豪华,家庭碎破。我们可以往返月球,与邻里却形同陌路,我们可以征服太空,却走不进彼此的内心,我们可以击碎原子,却突不破思想的禁锢,我们可以赶超年华,却没有耐心修炼……我们就是在时代的悖论中生活着。只有狄更斯把生活的悖论写进了《双城记》。

其次,《双城记》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神秘色彩。现实主义小说的浪漫主义往往表现在象征、幻觉、隐喻手法的运用。在第一部“复活”中出现的神秘邮车,神秘的旅客,神秘的送信人,全都带有某种朦胧和含糊,连“复活了!”这如同呓语一样的口信也令人猜疑不透。第二部围绕着侯爵被杀的事实,浪漫主义的色彩格外突出:“阴森的黑夜,马在槽边顿蹄,狗在吠,猫头鹰不时地发出不详的嗥叫。”阴沉沉的几个小时,邸院的石脸,石狮,石人都茫然呆看着天空,黑暗把窒息之气笼罩在一切道路上的死寂的尘埃之中……之后石脸上的眼睛睁开了,石体心窝上用尖刀插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送他早进坟墓,雅克。”没有明说侯爵被暗杀的经过,只是运用了渲染恐怖气氛暗示的写法,就是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隐喻的运用和象征性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会起到加强色彩和表现力的作用。??

生活中也有许多向小说一样的人物和事件,成瑞龙。1973年出生,隐姓埋名在佛山监狱,杀13人,逃亡13年。2010年1月21日判死刑。记者去采访他,采访前成瑞龙强烈要求化妆,说要注意形象,因为那天是他37岁生日。成瑞龙生于连州市旱中村,1993年离开家乡,乡亲们都认为他很孝顺,初中时因旷课而被学校开除,又因有一个同学托关系开后门,占了他当兵的名额,他找到了仇恨社会的理由,98年他的兰启荣在杀了民警搞了把枪送给成瑞龙,在拒捕时,他用这把枪杀死了三个警察,他很得意地说:“警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我知道他们怎么做。我有杀人的智商。”同案犯兰启荣98年被抓,他却逃亡。他说自己不了解自己为什么看到报纸也会流泪,最后他面带微笑走上法庭,我不怕审判,只是想到能见到亲人朋友就很高兴,十三年来想他们时会蒙着被子哭。他非常想见见自己的儿子,看一下相片也是一个安慰,对儿子说,在社会上什么事都可以尝试,决不要尝试犯罪。2010年11月2日注射死刑,时仅半分钟。仔细想来,成瑞龙也是个矛盾体,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也充满悖论。其实,常常有大作家把现实中的案例写进小说,《红与黑》是这样,《双城记》也是这样。这需要作家敏锐的洞察力。

查尔斯·狄更斯便是这样的大师,1812年他生于朴特西地区的兰德波特。父亲约翰·狄更斯因贪杯和挥霍而负债累累,结果一家人都被关进债务人监狱。幼年的狄更斯12岁就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还在橱窗内做过活广告,靠着自学和阅历他当上了新闻记者,深入社会,锻炼笔力。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查尔斯·狄更斯1833年开始写随笔,后来写小说。1842年他访问美国,受到盛大的欢迎。随后他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1849年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问世,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隐约可见童年屈辱的经历在他心中留下的深深的痕迹,但更多的是作者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广阔画面,以及在此画面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塑像。对国家命运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产生了狄更斯的优秀小说《双城记》(1859),至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殷鉴式”的作品,是因为小说充分体现了狄更斯人道主义的典型性和两重性。作为现实主义的狄更斯,不仅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也得到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可是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人们对於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即他塑造的充满悖论的命运,充满悖论的情节,充满悖论的结局都大惑不解。可是,不正是因为这种狄更斯式的独特性才被他的作品经久不衰,魅力无穷吗?想起一句老话:“小说家有千千万万,狄更斯只有一个。”

双城记赏析三: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借古喻今,用法国革命前后法国的情况来暗示当时英国国内情况。用法国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暗示如果英国情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的历史定将在英国重演。他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法国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于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感到恐惧。在狄更斯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怒火就将一发不可收,必然会将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互相杀戮不仅会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还将导致自我的毁灭。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期作品中所宣扬的以仁慈为核心的圣诞精神。他要人们“勿以暴抗恶”,用仁爱、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凡是“以暴抗暴”,违反这种基督教仁慈精神的必然会自食其果。小说描写马奈特医生在已士底狱中立誓向厄弗里蒙的后裔报仇,结果是厄弗里蒙的侄儿查尔斯·代尔那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马奈特医生替代尔那求情的时候,得伐石先生当众宣读马奈特医生藏在狱中牢房里的那份控诉书,马奈特医生便成了把代尔那送上断头台的起诉人。小说还描写法国的贫民起来用暴力推翻压迫他们的封建贵族,但是暴力使他们丧失理性,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他们摧毁了巴士底监狱,却建立了新的监狱,在拉逢斯监狱中关押着未经审判就遭逮捕的贵族和平民。尤其是得伐石太太的形象,是复仇女神的化身。革命爆发时,她右手拿着斧子,腰间挂着手枪和短刀,率领妇女们攻打巴士底监狱。在恐怖统治时期,她根据编织的图案疯狂地向贵族阶级复仇。她复仇心切,要把厄弗里蒙一家斩草除根,甚至连马奈特和路茜也不放过。最后,她终于在和路茜的女仆普洛斯摔打时,被自己的手枪击毙。  

和这种疯狂的复仇行为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体现在马奈特医生、路茜、代尔那和卡尔登身上的基督教仁爱精神。在狄更斯笔下,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被扭曲了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新生。  

小说的第一部的标题是“复活”,描写马奈特医生被关在巴士底狱中18年丧失了理智,是他的女儿路茜用爱的力量使他恢复了常态。后来,马奈特医生在路茜结婚前夕,知道未来的女婿就是他立誓报仇的厄弗里蒙的后裔,但是为了路茜的幸福,他不念个人旧仇,同意了这门婚事。这种仁爱精神发生了无穷的威力,使他在法国能够经受得住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代尔那出狱。同样,代尔那也体现了这种仁爱精神。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他同情佃农的不幸遭遇,主动放弃了贵族财产和称号。他为了让管家出狱,自己被关进了禁闭死囚的监狱。  

但是,最能体现作家这种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是英国律师卡尔登的形象。卡尔登生活颓废,酗酒成性。他自称是一个“失望的人”。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关心他。但他热恋着路茜,为了路茜的幸福,他伪装成代尔那,为代尔那上了断头台。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得到了升华,像耶稣替世人受难似地获得了永生。“主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须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卡尔登临死前的容貌犹如先知一般。狄更斯援引了《圣经》里的词句来讴歌卡尔登高尚的品格。  

用爱消灭恨,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乃是狄更斯创作《双城记》的意图,也就是他在许多作品中宣扬的圣诞精神。  

狄更斯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采用了他在许多作品中惯用的悬念手法。小说开篇描写英法两国动荡不安的局势,接着是关于“活埋”和“复生”的对话,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神秘和紧张的气氛。这种气氛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越发加强。马奈特医生出狱后奇怪的缝鞋活动,代尔那婚前和马奈特的神秘对话,卡尔登和代尔那面貌酷似,这种种疑团加深了小说的魅力,使它的结构犹如巴士底监狱通道那样迂回曲折,直到最后才把散见于全书的各条线索串联起来,创造出豁然开朗的艺术效果。  

《双城记》主要以情节结构取胜。书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仁爱的化身,如马奈特医生、路茜、代尔那和卡尔登;另一类是复仇的化身,如得伐石夫妇、甲克,以及法国革命中“疯狂”的群众。两厢对立,壁垒分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其鲜明的性格特征。狄更斯喜用的漫画化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双城记》在狄更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占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尖锐的阶级对立在小说中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出现。旧秩序、旧制度的崩溃已经不再像《荒凉山庄》中废品收购商克鲁克那样“自我燃烧”,也不会像《小杜丽》中克仑南姆夫人宅邸那样自动坍塌。在英国,像法国革命那样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正迫在眉睫。《双城记》是狄更斯对英国统治阶级发出的一个强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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