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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士英《一生为故国招魂》高二传记阅读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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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士英《一生为故国招魂》高二传记阅读题及答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

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199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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