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高二传记阅读题及答案
我和梅贻琦先生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才熟识起来的。
1938年2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您多负责。” 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最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公正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经过5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这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黄子坚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大家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成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教员的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教员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1941年7月，我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校长联系好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但可以为公家节约200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俭朴正是他的廉洁支柱。
梅校长富有修养，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他谈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察的精细和敏锐。
最后，我想再谈一段联大的故事。当时，昆明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经过的朋友总要到联大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着“一定胜利”四个红字，她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