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赞扬劳工
鲁迅作为一个呐喊者，却从没见到过一篇赞扬劳工的文章，这是代为什么呢？
这得从近代中国与日本说起。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日本却摆脱了殖民国家危险，强大起来，这对鲁迅的触动是很大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日近代发展的异同也是历史的必然。由于日本一直以来就是文化附属国，以前附属于中国，借鉴隋唐制度搞了一个“大化改新”，社会迅速发展，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让日本看到中国的没落，从而转向西方，寻求新路，最终确立“脱亚入欧”的路线，心理上没有什么大的妨碍，他们革新得那么彻底，以亚洲为落后和可耻，以西欧为未来目标，态度可以很坚决。
日本从学中国到学西欧，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反正都是学习人家的，谁好学谁的吧。
我们中国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曾经是亚洲核心，世界强国，一直以华夷等级之辩来对待世界格局，面对西方比自己强的现实，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这在洋务运动“体用之辩”中体现了出来，陷于自大情绪不能自拔，这妨碍了中国近代的革新。这是福泽批判中国自大的原因，中国要转变这个心态，要一代两代人。
鲁迅在这个方面从外部（日本）看到了中国内部的问题，理论上他受到尼采、斯蒂纳影响。所以，他看见的国民性，是阿Q，是祥林嫂身上的国民性，是需要改造的国民。作品《药》反映得犹其突出。
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实际上是这个时候最有意味的人物形象。“孤独者”是冷透的，鲁迅是过来人，看见过辛亥革命，张勋、袁世凯的复辟，等等，血已经冷透了。鲁迅看不上传统的文人和侠客，他们都不过是帮忙或者帮闲，鲁迅也看不上当下的革命者和文人，所以是冷着眼看的，他的文章里多数看到的是愤怒和绝望还有伤感。
鲁迅正处于这样一个落后挨打而国民思想还未改变的时代，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的艰难，而这种国民性的改变,社会气氛的大变革,是思想的转变,而能实现这些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化阶层，而劳动人民由于受到当时最深重的压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正是需要改造的一个群体，这就包括《药》中的旁观者。所以作者笔下更多的是“孤独者”的形象。
所以，鲁迅无法转换成一个歌颂工农民众的作家，没有办法塑造这个正面的形象。（如果鲁迅歌颂劳工，那一定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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