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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谈(刘易斯·托马斯)

[移动版] 作者:佚名

社会谈(刘易斯·托马斯)

并不是所有群居性动物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社会性。有些种类,其成员彼此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就像一个组织内接合松散的一些细胞。群居性昆虫就是这样。它们一生中都在集群中行动和生存;一个蜂窠就是一个球形的动物。有的种类,群居性不这么严格,其成员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资金,结成团体成群出游,分享食物,但任何个体离群独居都能存活下来。还有一些种类,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动物,只因为它们或多或少趣味相合,时时到一起聚会,利用社交聚会来进行进食和繁殖等特别活动。还有些动物只是在走过时彼此点点头,连直呼其名的关系也没有。

要确定我们属于哪一类可不是简单的事。因为,我们一生中总有那么几次会设法结成各种各样想得出来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城市中,我们像蚂蚁和蜜蜂一样互相依赖,然而,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分开,可以到树林里自己生活,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们互相依靠,互相照顾,为此,我们建造起复杂的制度,甚至包括在加油站设置售货机提供冰淇淋。但是,我们也有许多书籍,告诉我们如何复归田园。我们聚族而居,但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翻脸打起架来,好像我们是不同的物种。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像蚂蚁贮存食物一样渴望积累起整个宇宙间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播到我们中间,好像那是种不可缺少的食料(科学上每一缕极微弱的真正的讯息,也具有某种外激素的作用,能使天边地角的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毛发倒竖)。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建立起自己个人的秘密知识库,像不能触动的珍藏品似的对别人藏匿。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名字作为个人的标记,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这种分类制度会保障我们的实际存在,保障我们彼此或与其他的生物截然分开。但是,在一个拥挤的城市的中心,这一分类体制看不出有什么作用,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没有名字,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谁也不愿认为,迅速膨胀、黑鸦鸦盖遍地球表面的人群,跟一个蚂蚁窝或一个蜂窠的生活有什么重要的相似之处。谁愿意稍微想一下,我们这30亿人在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是一种巨大的动物?我们不是没有头脑,我们的日常行为也不是由基因组详细地编码好的。我们看起来也不像是强制性地联系在一起,在干着一种类似昆虫筑巢那样单一的、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工作。假如真能把我们的大脑聚合到一起,像蚁群那样产生一个共同的思想,那种思想将是不可想象的,真会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

群居性动物倾向于专心致志地干一件特别的事,通常是对它们的个头来说很庞大的工程,它们按照遗传指令和遗传驱力不停地干,用它来作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保证自己的永久性。

当然,在我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类似蚂蚁的地方,比如,在整个大地上营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组建军队,或把我们自身的标本送上月球,或向邻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备忘录。我们共同做着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不过,只要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停下一件事转而干另一件。我们不像黄蜂那样,被基因制约着永远埋头于一项活动。我们今天的行为,比起12世纪倾城出动在欧洲大陆到处建造大教堂那种活动来,并不更受约束。在那时,我们相信,那桩事可以永远干下去,相信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那不是。说老实话,我们大多数人早就忘了大兴土木造教堂是怎么回事了。这种活动是暂时的,次社会性的,我们干的时候是带有强制性,是全力以赴,但仅仅在历史上的一小段时间内才这么做。那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活动是不能算作社会性行为的。如果我们能随意干、随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们的基因编码了详细的指令。建造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法)固然有益于人心,但世事沧桑,人生依旧。罗马的犁头已成粪土,激光弹、高速运输、着陆火星、太阳能、合成蛋白质云云,又焉能久存?在我们生命的长途中,我们当然还会即兴搞点别的什么新名堂,但很清楚,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实际上,从长远看来,我们大概还是不要在生物学意义上成为社会性的好。这并不是说,成不成社会性的,这事我们说了算,甚或可以举行表决;也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办法,怎样行动就免成社会性的。这不过是说,如果有谁告诉我们,从智力方面说,我们自己是被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在遗传因素的驱动下,懒洋洋地在干着某种毫无特色的集体性工作,建造着一种庞大的东西,大得让我们永远见不到它的轮廓。那么,我们不会把这当成好消息的。我们这一个会说话、会辩论的独特物种,如果竟也有这样的负担,那岂不特别残酷、特别危险吗?这样的一种生活,还是留给昆虫和鸟类,留给较低等的哺乳动物和鱼类吧。

然而,我们人类的语言没想到恰恰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件事越来越令人不安:似乎语言的天赋是人类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遗传上把我们大家标记为人,把我们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别开来。语言,像鸟作窝、蜂筑巢一样,乃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学上特有的行为。我们进行这种活动的方式是集体的、强制性的、自动的。没有它,我们就不成其为人;我们若与之分离,我们的头脑就会死灭,就会像离开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样。

我们生来就知道如何运用语言。辨认句法的能力,把字词组织、配置成可解的语句的能力,是人的大脑生来固有的。我们辨别句型,创造语法,都是程序规定了的。语言中有些不变的和可变的结构是我们所共有的。小鸡生来就能识别头顶的飞影信息,从众鸟中辨认出鹰隼,同样,我们生来就能从一串词里辨认出语法的意义。乔姆斯基(Chomsky)像生物学家观察活组织一样观察了语言,在他看来,语言“肯定是人类大脑的生物学特性”。语言的这些普遍属性是遗传决定的;这些属性并不是我们学到的,也不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创造的。

我们终生从事这一活动,我们集体地赋之以生命,但我们对之不能施加半点控制。个人不能控制语言,委员会、研究院或政府也不能控制它。语言一旦有了生命,就会像一个活泼会动的生物一样活动。由于我们大家全都从事于其中的、永不停息的活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时不在变化。新词被造出而加进来,旧词改变或抛弃了原有的意思。连词成句、联句成章的新方法兴而又灭,但是,内在的结构只是生长着,丰富着,扩大着。单个的语言也衰老,并且似乎死灭,但却在周围的大地上留下了子裔。独立的几种语言可以并列生长,几个世纪互不接触,保持各自的独立完整,其活生生的组织互不相容;而有些时候,两种语言又可能凑到一起,融合,复制,生出几胎新语言。

如果说,语言处在我们社会存在的核心,把我们聚拢在一起,用意义的大厦覆蔽着我们。那么,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说,美术和音乐乃是那同一个遗传决定的普遍机制的作用。大家一起做做这些也算不得坏事。如果因此我们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蚂蚁一样,那么,至少我(或者我应该说至少我们?)是不会介意的。

(选自《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作为生物的社会 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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