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1岁的袁义达在山西怀仁县插队，别人用来打牌、闲聊的时间，他却用来翻阅从老农家借来的《康熙字典》。他发现，在姓氏部分，有很多姓是从来没见过的，有的甚至连字他都不认识。从此他开始抄录这些眼花缭乱的姓氏，插队结束时已经积累了2700多个。这就是袁义达对姓氏研究的缘起。后来上大学专业是生物化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工作，似乎离他感兴趣的姓氏遥远了。

1984年，世界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鲁卡卡瓦利-斯福扎来到遗传研究所，带来了“姓氏基因”理论，他希望能与中国的遗传学家合作，通过研究姓氏在人群中的分布，分析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和历史上人群迁移模式等。而从事这项研究仅有自然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姓氏、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袁义达先生于是自告奋勇，他庆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在，姓氏群体遗传学——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已经成为国际上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袁义达先生是中国惟一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

前不久一家电视媒体提出采访袁义达先生，袁先生为慎重起见请示了研究所领导，领导提了两条要求：不泄露研究机密，不贬低同行。听到后一条，袁先生乐了：“我没有同行。”

在袁先生的书架上，一排《二十五史》和众多历史学书籍格外醒目。他说：“别人读史注重故事，我关注人名、姓氏。那些烈士、烈女名录就是我进行历史上姓氏统计的资料来源。”

袁义达发现，“姓氏基因”研究显示的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与历史的发展可相互印证。宋、元、明、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细小差异，如明朝七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例降低了4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到了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所占的比例。

“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袁义达介绍说。十几年来，袁先生与助手收集了上百万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数据，研究其分布规律，并和姓氏的区域分布比较，从遗传学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生物学和人类学、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