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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与贞观之治

[移动版] 作者:佚名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649年),唐朝第二代皇帝。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他随父李渊在晋阳起兵。在唐朝的统一过程中,李世民用武力打败了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一带的薛举,迫使其子薛仁杲技降;接着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镇压了窦建德等农民起义军,逐步统一了全国。唐太宗即位后,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允许以实物代替劳役;坚决抵抗突厥军事贵族的骚扰,扩大了国内各民族的亲密联系,发展与四邻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

隋朝的大官僚李渊攻下长安,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6-649年在位)即位以后,迅速恢复了封建秩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唐帝国在经济上得到恢复,军事上也逐步强大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所做的“贞观之治”。从唐太宗、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期间的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疆域辽阔,政权巩固,经济、文化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同时也扩大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与亚非等四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唐代长安也成了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公元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的统治从此一蹶不振。公元874年爆发的黄巢起义,使唐朝的统治因之瓦解。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唐朝是封建盛世,其文化除继承南北朝的传统外,还汲取了外来的营养,具有博大的气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以及雕版印刷术方面,都有突破和创新。在文学艺术中,特别是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领域,成就卓著,名人辈出。随着城市的繁荣,其社会生活如娱乐、服饰、品茶、饮酒等风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折射出一种蓬勃兴旺,自由开放的精神风貌。

历史解密:唐太宗靠什么造就了“贞观之治”?

李世民即唐太宗。公元599年1月23日诞生于一个李姓贵族家庭里。他十六岁就应募从军,十八岁随父起事,后来带领唐军东征西讨,统一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继帝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元年。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间,吸取隋亡的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逐渐趋于安定,国力不断加强,从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贞观之治”的繁荣兴旺局面。为后来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对后世、对世界都产生过比较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同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相一致的,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贞观之治”涵盖些什么内容呢?据各种史料记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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