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
【课文故事】
我想扮演的是自己
二十几岁的他只身前往伦敦。为了隐藏自己无名小卒的事实，他很有技巧的将自己改造成另一个身分。 他在命运的安排下进入戏剧世界，成为男主角。站在舞台上，他扮演的是别人的角色。在写剧本时，不同的角色扮演带给他无比快乐，也许刚开始时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一旦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拉下帘幕时，莫名的空虚和厌弃的感觉却袭上心头。他不是菲力士或汤姆伯连，他恢复到无名氏的身分。
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扮演这么多角色，犹如希腊神话的海神能随心所欲、变化自如。偶尔，他在入戏时会不经意的留下旁白，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人能解读他的意思 ；莎士比亚为了展现自己是一个可以扮演多重角色的演员，说了一句令人听起来有点奇怪的话：“我已不是现在的我。”生存、梦想和演戏，都是鼓励他继续创作出更多人生故事的动力。
二十年来，他坚持活在自己强烈的梦想世界中。 有一天，他突然决定卖掉剧院。在结束这一切的一星期前，他回到从小生长的村庄，感受这儿的一花一木，犹如回到年幼时的心境。那个喜爱希腊神话隐喻和拉丁文冥想的他，已不复见。 他必须有自己的真实身分，他即将成为退休的舞台经营者，将财富投资在借贷、诉讼和放小额高利贷，似乎是一种娱乐的方式。 在伦敦的朋友，曾经来到他退隐的故乡探望。在朋友的鼓舞下，他著手展开诗的创作。
去世后，当他和上帝面对面时，对上帝说：“枉费我一生都在扮演别人，如今我想扮演的是自己。”上帝回答他说：“我也是，没有自己。我胸怀世界，犹你为自己的工作牵肠挂肚。我的莎士比亚，你就存在我梦想的形体中，就像我扮演很多人却从来无我。”
【课文正解】
揭秘哈姆莱特的多元性格
鲁迅先生谈到读《红楼梦》时说过：“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同样，就莎翁扛鼎之作《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哈姆莱特来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人说他是一位一步步地攀登上复仇颠峰的孤独者。
在父亲离他而去之前，他本是一个在温室中成长的孩子，当得知父亲被叔父谋杀，母亲改嫁的消息后，他整个人就彻底崩溃了，开始变得无所适从，浑浑噩噩。但是当父亲的鬼魂告诉他一切真相后，他如同一头被唤醒的雄狮，满脑子装着复仇的念头，满胸腔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失去了昔日尊贵地位的他，失去了一切权力庇佑的他，除了独自一人像朝圣者一样去攀登自己复仇的颠峰外，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力量。
有人说他是一位热烈地追求人生的理想和精神枷锁解脱的忧郁战士。
理想和现实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因此，任何理想的实现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哈姆莱特也不能例外。而剧本就是通过描写哈姆雷特与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他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彷徨，忧伤苦闷及其惨遭失败的悲剧结局，深刻地体现出人文主义者要求冲破封建势力束缚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揭示出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而正是哈姆雷特的这种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他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他是一位为了人类美好的理想，反抗社会罪恶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他一向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因此，在乾坤颠倒的现实中，他想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他是一位将个人理想和利益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者。
为了报仇，他装疯卖傻；为了保命，他不惜置两位无辜者于死途；为了寻找机会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不惜导演“戏中戏”；为了自己的颜面和虚荣心，他可以诅咒自己的母亲；为了复仇，他可以不顾爱人的感情。
他更是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人，甚至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封建意识。
他怀疑一切，把搞清真相的筹码押在鬼神之上；他为母亲的改嫁耿耿于怀，甚至认为她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他在一个和自己的理想信念相背谬的社会里，“生存还是死亡”一时让他难以抉择，犹豫不决。因此，在他机智地以“戏中戏”的方式证明父亲是被叔父所杀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时，本可以毫不犹豫地举起复仇的利剑，但在克劳狄斯慌乱地向上帝祈祷时，哈姆雷特不是趁机杀死他，而是想到要在敌人罪恶昭彰时，再举起正义的剑惩罚邪恶。
他是一束被妒火燃烧着的火种。
他嫉妒当今国王，因为他不仅是杀害父亲的凶手，还是母亲的新欢。
他嫉妒母亲，那么快就从父亲死亡的悲伤中解脱，投向了当今国王的怀抱，而把痛苦留给他一人去咀嚼。
他嫉妒雷欧提斯，他不允许任何人比他为奥菲莉娅的死更悲伤。
就这样，他不但把七个与事件本无直接关系的人送进了地狱，还毁灭了自己。
鲁迅的名言“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由此可见，哈姆莱特的悲剧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一次人性的集体翻拍。
难以珠联璧合的窦娥与哈姆雷特
在世界戏剧史上，有两位堪称泰山、北斗的大师。一位是十三世纪中国的关汉卿，他是中国戏曲的奠基人；一位是十七世纪的英国莎士比亚。他们虽然身处东西两个半球，但其戏剧成就却可比肩。窦娥是关汉卿精心塑造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细心打造的经典悲剧人物，这两个人物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天涯相隔，但彼此举额齐眉，互送秋波，既惺惺相惜，又老死不相往来。
他们惺惺相惜，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且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都与所处的社会有着直接的关联。
窦娥是被昏官屈判死罪的，她在【滚绣球】一曲中指责天地鬼神，发下三大奇愿，要感天动地来显示冤情。窦娥对神权的大胆谴责，实质上是对封建统治的强烈控诉和根本否定。她那似岩浆迸射如山洪决堤般的愤激之词，反映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也折射出当时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
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他的叔父克劳迪斯毒死了他的父亲，篡夺了王位。老国王的鬼魂显现，把自己被害的经过，告诉儿子哈姆雷特，要他报仇。他弄清真相后，决心杀死奸王，但又顾虑重重。就在下决心动手时，不幸错杀了恋人的父亲。奸王把他送往英国，在去英国途中他逃回丹麦，在一场由克劳迪斯安排的比剑中死去。他在临死前总算刺死了克劳迪斯，但他改变现实的重大理想并未实现。
哈姆雷特的主要对手是克劳迪斯，克劳迪斯身上集中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恶德。从这一点看，窦娥与哈姆雷特悲剧的根源都在社会。
窦娥是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结局的，一开始就被残酷的现实绳索套牢，自始至终地无法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命运。而哈姆雷特却不同，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结局，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去战胜邪恶。
窦娥三岁丧母，不上二年丧夫，无缘无故被婆婆许嫁，没头没脑地成了杀人犯，这些都是她自己无法选择的，恰恰是命运强加给她的。因此，她一出场，便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她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不依从婆婆，而且谴责婆婆答应嫁给张驴儿父亲是不守“贞心”，是不知羞的行为；她坚决反抗张驴儿的逼婚，就是在张驴儿嫁“药死公公”之罪于窦娥，以“官休”相威胁而实则强行逼窦娥“私休”的情况下，她仍然坚定沉着地维护自身人格尊严，与其抗争到底；即使她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双手被刽子捆绑得不能动弹，但她仍满腔的怒火和怨气，骂地“不分好歹”，骂天“错勘贤愚”并且发出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的三桩“表明清白”的誓愿——而窦娥这种对“天理不公”的不满，实际上是对人间的不公与黑暗的反抗与责问；尤其是她已含冤屈死，但其鬼魂仍然“一再”为自己伸冤，这充分表明了窦娥不向黑暗的暴力屈服的坚强意志。
由此可知，窦娥虽为女人，但身上更多地具有男人的性格，她对命运的反抗是坚决而彻底的。
而哈姆雷特则不同。他是个有理想、好思索的人文主义者，因苦苦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而迟迟不能采取积极行动，最后只能凭一时冲动，抱着宿命论观点行动起来，以至于最终和所爱的、所恨的人同归于尽。
可见，哈姆雷特虽为男人，但他身上不乏女人犹豫、多疑、软弱的个性，所以，他的悲剧不仅仅在社会，还在人性本身。
这样看来，他们虽同为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悲剧人物，但却难以珠联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