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写包身工清晨起身的情况,恶劣的住宿条件。以清晨破题,以黑夜收尾。明写一天,暗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寓意。工房的气味,骚动的声音与动作,这一场面描写,从居住条件的恶劣表现包身工的非人生活。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用“但是”这个转折联词,笔锋一转,承上启下,说明她们并非“猪猡”,“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然后十分巧妙、自然地插叙了关于包身工的来历,指出包身工是被“带工”凭着“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从农村骗来的,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两相对照,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带工们的无耻谎言。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这段文字采用了“说明”的表达方式。第一句说明福临路包身工的分布情况;第二句说明包身工是“带工”赚钱的“机器”;第三句说明“带工”拥有包身工的多少与其财产的关系;第四句说明一般“带工”拥有包身工的情况;第五句说明大的“带工”所拥有的财富和经营的项目。
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居住的不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当然也不是“鱼肉荤腥”。带工老板们都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寄生虫,渴望的是最大的利润,所以他们规定的定食是“两粥一饭”。粥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吃早饭的时候,“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根本没有添粥的机会,那些因为“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包身工,甚至连一碗粥也吃不上!通过这一个场景,就把包身工猪狗般的非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之躯。所以当超过了“外头工人”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一个有殖民地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斗争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