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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奸劫弑臣原文与翻译

[移动版] 作者:佚名


韩非子·奸劫弑臣原文与翻译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所有奸臣都是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亲近宠爱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欢的,奸臣就跟着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着诋毁。大凡人的常性,观点相同的就相互肯定,观点相异的就彼此指责。现在臣子所赞誉,正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叫做“同取”;而臣子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憎恨的,这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互相对立的,还不曾听说有过。这是臣子用来取得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宠幸的地位来说毁或夸奖、提升或罢免群臣,如果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不用检验的方法来考察他,必会因为他过去和自己意见相同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是宠臣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营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面一定受蒙蔽,而奸臣在下面一定握重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臣下就不能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来效忠君主,各级官吏也不能奉行法制来建立功绩。凭什么明白这些?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险有害的就要避开,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臣下尽力来建功,竭智来效忠的,结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祸害;行奸营利去蒙蔽君主,广事贿赂去投靠达官重臣的,自身尊宠,家庭富裕,父子都得到好处;人怎么能离开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国到了这么错误的地步,而君主希望下面没有奸邪,官吏遵守法令,不能办到是够明显的了。所以近臣知道忠贞老实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一定会说:“我凭忠诚老实侍奉君主,不断立功来求得平安,这等于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一定没有指望了;如果按照法术推行正理,不去趋炎附势,只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这等于聋子想辨别声音的清浊,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平安,我怎能不结帮拉派、蒙蔽君主、作奸行私来迎合重臣呢?”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利益了。各级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会说:“我凭清廉侍奉君主来求得平安,就像没有规矩而想画出方圆一样,—定没有指望了;假如凭守法、不结党营私、履行职责来求得平安,这就好比用脚搔头一样,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能不违法营私来迎合重臣吗?”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法令了。所以为了私利去帮助重臣的人就多了,按照法制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面陷于孤立而奸臣在下面结成死党,这就是田成所以能杀掉齐简公的原因。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懂得法术的人做臣子,能够献出法术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制服奸臣,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因此,法术主张能进献出来,赏罚制度接着就能实行了。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就会按照名实来判定是非,根据验证来鉴别言论。因此近侍宠臣,知道欺诈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会说:“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为,尽心尽力去侍奉君主,而竟想通过相互勾结胡乱褒贬来求得平安,这好比背负千钧重担掉入万丈深渊还想逃生,一定没有指望了。”各级官吏也知道作奸营私不可能得到平安,一定会说:“我不用清廉方正来执行法令,竟用贪诈肮脏的心思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好比从高山之顶坠入深谷之下还想逃生,一定没有指望了。”利害关系是这样清楚,近臣怎么敢用假话欺骗君主,而百官怎么敢用贪欲来鱼肉百姓?因此,臣子能够表达他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官吏能够忠于职守而没有怨言。这就是管仲能使齐国大治、商鞅能使秦国强大的原因。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办法,而不依赖别人出于爱而为我效力。依赖别人出于爱为我效力就危险了。依靠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才能平安。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如果凭正直态度可以得利,臣下就会尽力来侍奉君主;凭正直态度不可以求安,臣下就会营私来侵犯君主。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设立赏罚措施来昭示天下,如此而已。因此君主虽然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国家却已治理好了。作为君主,并非眼睛像离娄一样才算锐利,并非耳朵像师旷一样才算灵敏。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术,而要等到亲眼看见才以为明白,看见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权势,而要等到亲耳听到才以为清楚,听到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欺骗的方法。作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为我看,不得不为我听。所以身处深宫之中,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骗,为什么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耳聪目明的形势形成了。所以善于借势的,国家安定;不知借势的,国家就危险了。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废法而行私,因此国乱兵弱而君主卑弱。商鞅劝说秦孝公要变法易俗,倡明公道,奖励告奸,抑制工商,便利农耕。在这种时候,泰国百姓习惯于犯罪可以赦免、无功可以显贵的旧俗,所以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违反新法的人刑罚严厉而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赏赐优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没有不被发现的,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民众怨恨,大家的责难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加理睬,坚持推行商鞅的法令。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诛,而告发奸私的人多,所以民众没有敢犯罪的,刑罚也就没有对象施加了。因此,国家太平而兵力强盛,土地广大而君主尊贵。泰国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惩罚严厉,对告发奸私的赏赐优厚。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国法术已经够明白了,而当代学者却一点也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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