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余靖传二》原文与翻译
余靖，字安道，建州人。事仁宗，官至工部尚书。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谏官御史缄口避祸，无敢言者。公独上书曰：“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事矣。若习以为常，不甚重惜，恐钳天下之口。”书既上，落职监筠州酒税。尹洙、欧阳修相继抗疏论列，又以书让谏官以得罪远谪。时天下贤士相与惜其去，号为“四贤”。
余靖，字安道，是建州人。奉事仁宗，做官到工部尚书一职。范仲淹因为上书言事得罪了某些大臣，被贬至饶州任知州。谏官和御史都闭口以躲避灾祸，没有敢说话的。唯独余靖上书说：“自陛下亲政以来，已经三次贬逐敢于进谏的人。如果习以为常了，对所进的忠言不加重视珍惜，恐怕天下人都不敢进言了。”余靖的奏疏呈上去之后，就被贬到筠州任酒税监。尹洙、欧阳修等人也相继上书为范仲淹辩护，又写信责备谏官不敢犯颜直谏，因此也都得罪当权者，遭到贬官。当时天下的贤士都为他们被贬出朝而惋惜，称他们为“四贤”。
奉使契丹，入辞。书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为目。上顾见之，问其所书者何？靖以实对。上指其字一一问之，尽而后已。
余靖奉命出使契丹，进殿向仁宗辞行。他将准备奏议的事写在笏板上，每一条用一个字点出纲领。仁宗看见笏板上有字，问他写的是什么？余靖如实地回答。仁宗便指着余靖笏板上的字，一条一条地问，直到他回答完毕为止。
庆历四年，元昊请和，将加封册。而契丹以兵临境上，遣使言为中国讨贼，请止毋与之和。朝廷患之，久议未决。公独谓中国厌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养勇，非其利也，故用此扰我耳，是不可听。朝廷虽是公言，犹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谏议大夫以报。公从十余骑驰居庸关，见虏于九十九泉，从容坐账中，辨析往往复数十，卒屈其议，取其要领而还。朝廷遂发册臣元昊。西师既解严而北边亦无事。
庆历四年，西夏李元昊求和，仁宗准备加封他。这时契丹用大军压境，派来使者说，大军前来是为中国讨贼，请朝廷不要与西夏讲和。朝廷为此事而担忧，商议很久也没有结果。惟有余靖进言说中国不想打仗已很久了，这是契丹的幸运。中国如果一天仗也不打而息兵养勇，对辽邦就不利。所以他们故意用这个方法扰乱我们，千万不能听信。朝廷虽认为他的建议正确，仍把册封西夏的诏书留下来暂不发布，而派余靖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去报知契丹。余靖带着十多个随从驰往居庸关的九十九泉，见到契丹的国主。他从容地坐在军账中，与契丹人反复辩论几十次，最后终于说服他们，将会商的主要内容带回朝廷。朝廷这才派使者持诏书去册封李元昊，西部边境随即解除警报，西北部边境也没有发生什么事。
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虏主大喜，还坐贬官。
余靖出使契丹，能用契丹语说话，契丹人很喜欢他。当他第二次出使时，契丹人对他更加热情。余靖还能用契丹语作诗，契丹国主大为高兴。余靖出使归来，却因此而被贬官。
唐之番舶装船，旧皆取税。公奏罢之，以来达商。又请立法，戒当任官吏不得市南药。及公北归，不载南海一物。
唐朝时的外国船装货时都依旧例收取装船税。他奏请朝廷免除了它，以使外商买卖顺达。又奏请朝廷立法，禁止在任的官吏购买南方药材。余靖从南方返京时，未携带南海一件土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