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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巩顿首再拜”原文逐句翻译

[移动版] 作者:佚名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巩顿首再拜”原文逐句翻译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铭。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

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

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媿而惧。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

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

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

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

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

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

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

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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